乔瓦尼·孔蒂从拉特兰宫的书房走出来时，罗马的暮色正从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边缘缓缓滑落。

乔瓦尼把那卷盖了教皇玺印的全权委任状仔细收进贴身皮囊里，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，然后抬头望了一眼天边最后一线金红色的云。

那是地中海方向吹来的晚风在云层上染出的颜色。

乔瓦尼今年五十三岁，头发已经花白，胡须修剪得整齐，一张清瘦的面孔上刻着多年在教廷中枢周旋留下的细纹。

乔瓦尼走得很稳，步伐不大，却带着一种已经想清楚了所有事情之后才会有的从容。

回到自己的住所后，乔瓦尼连夜开始筹备行装。

格里高利九世给他的命令很明确：以教皇特使身份，带玺印、亲笔信和全权委任状前往巴格达，出席大顺皇帝召集的会盟。

乔瓦尼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他是格里高利九世的眼睛和嘴巴，教皇不亲自去，可教皇的意志必须完整无缺地抵达底格里斯河畔。

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五天。

乔瓦尼挑选了三十名随员，包括两名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译员、一位熟悉东方教区事务的书记官、四名多明我会修士、十名武装护卫，以及一名教廷资深文书。

乔瓦尼特意从梵蒂冈档案馆调出了一卷公元4世纪的东方教区记录抄本，

那是尼西亚公会议时期君士坦丁堡教会写给安条克教会的通信集，乔瓦尼打算在路上翻阅，以便在抵达东方后与当地基督徒领袖对话时不至于语出无据。

第六天清晨，乔瓦尼带着他的队伍从罗马出发了。

沿着古老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北行，取道佩鲁贾、阿西西，翻过亚平宁山脉，

再从里米尼折向东北，经过拉文纳和帕多瓦，在第九天傍晚抵达了威尼斯。

威尼斯总督亲自接见了教皇特使，安排了一艘武装商船送他们南下。

船从泻湖出海时，乔瓦尼站在船尾，看着圣马可教堂的圆顶在晨雾中渐渐变成一个小小的铜绿色圆点，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：

从威尼斯到安条克，顺风大约需要二十五天；

从安条克转陆路到大马士革，约需十二天；

从大马士革到巴格达，若沿幼发拉底河河谷走，大约还要二十天。

前后加起来，如果他运气好，两个月后他就能见到那位大顺皇帝了。

就在乔瓦尼的船驶过亚得里亚海中部时，一匹快马从罗马南门出发，

沿着阿皮亚大道一路狂奔，马背上坐着一个穿灰色修士袍的人。

他在教廷供职多年，表面是抄经修士，实际上一直与西西里宫廷保持隐秘通信。

三天之后，这封信带到阿卡；继而它被呈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书案上。

腓特烈二世把信纸摊在面前，读完之后，沉默地坐了很长时间。

腓特烈二世会说六种语言，养着阿拉伯学者和犹太天文学家，在宫内建了动物园，写下过关于猎鹰的学术着作，却也公开嘲笑过教廷的圣物崇拜。

此时腓特烈大病初愈，可偏偏又赶上多方和谈这种左右世界局势的大事。

腓特烈对来自罗马教廷的书信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了。

信上写得很简短，教皇已派枢机主教乔瓦尼·孔蒂为特使，携全权委任状前往巴格达，出席大顺皇帝召集的四方和谈。

信末附了一句：“乔瓦尼已于七日前出发，经威尼斯乘船东行，预计月内抵达大马士革。”

腓特烈二世把信纸折起来，放在手指间慢慢捻转，目光却没有离开桌面那幅铺开的地图。

地图上从罗马到巴格达的路线被画得清清楚楚，一条红线从威尼斯跨过亚得里亚海，贴着希腊海岸南下，绕到安条克上岸，再折向东南。

红线在大马士革那里打了个圈，然后继续向东延伸到幼发拉底河，那里是巴格达。

“大马士革……教皇陛下还挺会选路的。

我儿子和大顺使臣就被扣在大马士革。教皇偏要让特使走这一条路。

从安条克上岸，走陆路到大马士革，在苏丹的地盘上歇脚，再转道去巴格达。

每一步都踩在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认的路线上，不偏不倚。”

腓特烈二世忽然笑了一声，那笑声短促而干脆，“我的圣父呀，您以为和谈是大顺皇帝一个人的事？

您以为格里高利派一个枢机去，就能代表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巴格达坐下说话？”

腓特烈转过身来，目光落在地图上那条红线途经的每一个城市上，